国内颇负盛名的核心期刊《探索与争鸣》在今年第三期以封面标题的形式刊登了我校教育学系教授吴遵民及其博士生邓璐撰写的题为《重塑教育的灵魂——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及其路径》的论文。论文刊出后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教育科学文摘2013年第2期最先全文转载，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摘也在2013年第5期向各界读者作了广泛推介。以下即是该文的主要观点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发展为国家繁荣培养了人才，同时也为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然而，以牺牲学生心灵作为代价的教育奉献，及把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国家”及促进经济加以“捆绑”的结果，则使社会道德与学校风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教育的改革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一
当我们在对教育改革的本身进行反思，或对教育是否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检讨之际，都首先必须回到教育的“原点”来加以思考与衡量，否则就会失去评判的基本立场与方向，而这个“原点”在笔者看来就是教育的“灵魂”。因此只有重塑教育灵魂，并以此作为评判的基准，才能确立“教育”的立场并分辩“教育”的真伪。教育本应肩负的是“生命个体”的培养，但若丧失了“灵魂”（这里又指决定教育内在精神的核心），则教育就无异于只剩下了“训练”的形式躯壳，而失去的乃是其精神的支柱，由此教育也就名存实亡了。
简要回顾与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教育的本质原本应该是关乎人的品格与品性的健全与完善，如今却赋予了太多不属于教育本意的附加价值；而教育的灵魂则更是在为经济服务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与立场。换言之，30 多年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之路，走的是顺应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路径，而这一路径已经偏离了教育的原本立场与方向，并使教育逐渐异化为发展经济的工具与手段。至此，教育的本质再次被遮蔽，教育与人的关系也被沦为工具性与功利性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文革”中的教育是被政治所利用，而现今的教育则被经济与利益所主导。
二
近年来的一些教育“改革”，已经远离了原先的设想和目标，“改”掉的是教育的精神追求，“革”去的是教育的生命品质。如今的教育已越来越沦为金钱的奴隶、功利的附庸，而以培养与塑造人性与人格为己任的教育本质则渐行渐远。具体说来，因教育改革路径的偏差而带来的教育问题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活动的价值取向功利化。从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的外部关系来看，教育改革的最大问题即反映在改革的路径与方向的功利主义倾向上，这一倾向不仅导致了教育直接与经济发展挂钩，而且教育被作为拯救经济危机乃至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由此，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被无限放大，而其本体价值，即育人的目标也就相对被忽略了。毋庸赘言，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曾肩负着促进国家繁荣与富强的重任，因而国家政策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改革路径将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培养能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人才，由此对“人”的衡量标准开始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演变成了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知识技能的掌握，而教育的功利化导向也由此产生。为此，一系列学校问题，乃至社会弊端的出现，究其根源，都与教育改革的依附性路径有关。
外部的工具性特征也带来了教育活动内部的功利化倾向。国家将教育发展或改革的目标定位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一目标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具体政策举措上，就使得教育被强化为对一小部分“成才者”的认可，而成才的标准又表现为对高分的一味追捧，至于德性的培养则被抛在一旁。现在的学校，无论教师、学生还是家长，对教育的评价都集中于考试成绩，这种倾向不仅导致了应试教育之风难以遏制，并且还成为了整个社会选拔“人才”的基本取向。另一方面，家庭或个人也将教育与学习视为一种“投资”，他们追求的是将来能产出更多的经济效益，于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封建余孽又开始沉渣泛滥，正所谓“百年之前科举制度已告废除，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在借尸还魂”。
第二，教育评价体制异化。我国教育改革目标从宏观到微观均偏离了教育的本质，而教育立场的缺失又使得教育的目标渐行渐远，与此关联的评价体系也同时出现了偏差。如以服务于经济的“人力资源”建设的目标来作为教育发展的评判基准，就是这种评价体系产生异化的明证。因为它再次强化了以经济利益作为评价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又如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政策导向，谁受益谁负担的教育投资理论，看似政府“放权”、实为政府不作为的教育经费分担体制，则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的考量原则。至于教育系统内部以升学率、就业率来评价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做法，教师以分数衡量学生，学校以班级学业成绩考核教师的绩效，以及家长以升入重点校为目标而为孩子拼死择校的举动等都是教育评价重结果、轻过程，重数量、轻质量的异化表征。
教育评价体系走向异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弱化了德性教育的问题，如今的学校将可以量化、便于考核的知识作为评价学生的核心内容，而德性引导已不再成为教育考核的重要内容。崇尚科学主义的教育还将人的理性与智能无限放大，以致现代的人们对自然无所畏惧、对生命缺乏敬畏之心，道德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社会诸多恶行亦随之而生。
第三，教育改革中教育立场阙如。教育改革路径的方向性错误，还与教育自身所具有的软弱性、工具性及不确定性的特征有关。教育活动自产生之初，就与社会其他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连。它总是承载着诸多的政治或经济的附加目的与功能，甚至被这些附加功能掩盖了本来面目。正因为教育具有“塑造人”的功能，因此古往今来各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所主导的社会变革或改良就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于是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不仅常常掩盖了教育的本质属性，而且还经常处在被控制的状态，而这就是教育的软弱性。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软弱性？首先，这种软弱性为教育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由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的关系，教育就不可能脱离社会而侈谈自身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特性，又使得教育活动必然带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使命。其次，这种软弱性还使得教育改革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来自教育内部的改革动力却经常被忽视。在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对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更多来自于外部的诉求，如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人才的匮乏。而当外部的发展诉求掩盖了教育内部矛盾所带来的改革动力时，教育的改革就有可能失去自身的立场，即忽视教育自身的内在规律与目标，而把外在的或政治或经济的要求误认为是教育活动应该遵循的方向与目标。
一言以蔽之，不按教育自身规律而依照经济发展的路径来“改革”教育，则导致教育内部立场的缺失，甚至导致教育偏离人性培养的轨道。
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仅靠教育自身的力量则难以真正改变目前的状况与困境。由于教育所具有的软弱性与工具性特征，若要纠正教育改革的路径与方向的错误，亦必须从内外两方面共同进行，即从外部纠正教育改革的偏向，同时从内部坚守教育的立场。唯有如此，才能找到“重塑教育灵魂”的突破口。
首先，应该重新思考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价值。这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反思与论证，以为推进教育改革的决策者提供理论支撑。具体地说，就是重新认识人在整个自然秩序中的位置、人的理性作用、人的生命价值及意义等。从而改变仅把人看作工具，而非目标的社会发展取向。而只有端正了对人的态度，才能端正对教育的立场。
第二，在社会的整体改革中，应该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与意义。在教育、社会与人的三者关系中，教育对人的作用是其本体功能，对社会的作用则应是衍生功能。换言之，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服务社会的。因此，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应首先定位于对人的培养，而其终极目标也应该是促进人的生命的健全与健康的发展。因此社会不应过分强制干涉教育，更不应盲目地把教育的衍生功能看作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只有回归教育的立场，才有可能真正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就我国当前对教育的定位来看，其方向性错误就在于颠倒了二者的主次关系。因此若要予以纠正，就应首先确认教育作为培养人，也即培养现代合格公民的基本底线与使命。而所谓合格公民则首先应明确是一个明辨是非的、善良的、有担当的和有使命感的人。这一理念甚至应该写进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重新确立对教育的基本定位。
第三，教育应加强自身警惕，严守教育的立场，以防教育的进一步蜕变和异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尤其应该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学会用“教育”的立场和视角去审视和评价教育的政策与现状，同时坚持按教育的规律办事，而非依附其他的规则。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加强对教育本质与规律的探讨，应从生命关怀和人性引导的终极目标出发，去牢固确立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同时，也应加强对实践的研究和指导，以防止教育内部的功利化倾向。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则应全面把握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关系，尊重并遵循教育的内部规律，应尽量维护教育不受或少受政治或经济的无端干涉，并保护教育的所谓“中立性”立场。一线的实践工作者，如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则更应回归教育活动的本身去衡量教育的质量、评价学生的发展，即把人格的完善、德性的引导作为实施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而非一味地强调分数、升学率或就业率等外在的指标。
总之，教育改革只有回归教育本身，并重建教育立场、重塑教育灵魂，才有可能促进社会和谐并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教育难题与困境。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基金项目：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谐社会视野下基础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政策研究”（08JJD880241）资助研究成果。）
